但是，一般并不认为课税处分撤销诉讼的诉的利益因任意缴纳、强制征收而消灭，因为课税处分的效果仍在存续。
45 黄河：《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国际观察》2017 年第 6 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在具有临时宪法之称的《共同纲领》中，就设专章规定了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46如我国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的外交职权的规定。而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就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坚持国际事务处理民主化的原则，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对威胁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现行宪法文本中外交政策的相关规定，体现的正是对促进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负责任的态度以及试图提供一种超越列国竞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方案的担当。
52 具体到现行宪法文本的阅读，我们同样需要具有这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意识，内的维度的国家建设，离不开外的维度的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制定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领域三大政策，其核心正是独立自主。[53]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38页。
自贸区、大湾区、示范区等新型经济特区的法治发展仍将以传统经济特区立法权为基础。经济特区法规以先行先试为核心使命，以适当变通为制度特色，本身就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形式例外。[65] 许佩华：《经济特区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56]乃是其具体的备选路径有二：（1）修订立法法，全面充实经济特区立法制度。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进新时代，在经济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构成的宏观背景下，经济特区法制面临的情况愈加复杂。[4]其一，经济特区立法应当遵循的一般性规则尚不明确，包括有关立法规划、起草、审议、报批、备案、公布、解释等程序性规则，以及同上位法不抵触、不重复上位法等实体性要求。
而且，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说，授出的权越多，便越难于监控。通过法律依据、核心原则、关键制度等基础要素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将经济特区的发展深度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观背景。[22] 参见宋方青：《论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兼评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84]可考虑将其适时升格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一般性制度，同时明确相应的控制措施，防止滥用。
[6]可见，经济特区法规在本质上不同于地方性法规，[7]经济特区立法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实体规范的借鉴也是有限的。其二，经济特区规章的临时替代具有可行性，其与经济特区法规一样，不受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三类立法事项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两年替代期满后，可以相同口径直接向经济特区法规平稳过渡。如2001年深圳市法制局《关于我市行政机关行政执法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深法制〔2001〕232号）规定，根据特区法规授权为实施特区法规制定的特区规章，与特区法规共同适用，市政府规章包括市政府根据较大市立法权制定的在全市内适用的规章（下称全市规章）和市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制定的在特区内适用的规章（下称特区规章）。201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组织召开的经济特区立法权有关问题座谈会，释放了深入推进新时代经济特区法治发展的重要信号，会议讨论提纲中罗列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均可通过制定统一的经济特区法实现一揽子解决。
当x事项超出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类事项的范围时，经济特区立法权就成为唯一选择。第一，契合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基本格局。
另一方面，基于试验田定位和变通上位法的功能，[15]以及经济特区兼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制度现实，经济特区法规直接重复上位法的具体规则，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无必要，当然接受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规制。1.程序性规则的部分借鉴 理论上讲，在立法规划、起草、审议、解释、公布等程序性安排上，没有必要对经济特区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适用不同的制定规则。
党的十九大提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经济特区制度试点紧密关联（三）对过期之诉进行行政检察监督，应当坚持并充分运用利益衡量原则，尽量避免让已经发生不可争力的法律关系从头再来。也就是说，一旦超过了六个月，原则上便不能再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行政法上的时效问题，我国的立法中一直缺乏普遍、统一的规定，只有个别单行法律、法规中对追究时效有所涉及。而要促使行政主体行使该职权，需要有法定的事由并经法定程序，需要论证为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崇高目的所必要，并且对因此给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则要依法予以补偿。因此，通过受益性行为而获得直接利益的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信赖，以及通过侵益性行为而间接获得利益的一般公众对行政行为的信赖，都有必要得到充分保护。
当然，行政行为发生公定力乃至不可争力，并不能确保推定其有效乃至合法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实质正义。不同的法律部门在时效的种类上存在差异。
违法的行政行为不会仅因为时间的经过而变得合法，除非满足了违法的行为转换之条件。化解此类案件时，要把握好发挥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核实和司法审查的专业优势，并注意借力人民法院和行政主体的卷宗，将尊重违法的行政行为已被确定的不可争力和确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区别开来，将确认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受损的合法权益和其可寻求救济的有限性区别开来。
但是，在发生不可争力之前，行政行为的有效乃至合法是一种推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如果对其不服，可以依法对其效力进行争议，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通过有权机关来否定其效力，推翻其合法性推定。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仍推定其有效乃至合法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和使命所决定的。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12月30日第07版。与此相对应，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专门确立了各自领域的时效制度。（五）对过期之诉进行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聚力于形成面向未来的规则，确认相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确认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是否具有被侵害的合法权益以督促其及时行使救济请求权。换言之，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所阻断的只是对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争议，而并非阻断了对其合法性的争议。
根据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概念可知，如果行政行为存在其成立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因而被认为绝对无效的情形，那么该行政行为便不应当发生公定力，不应当发生不可争力。毫无疑问，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将有助于过期之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过期之诉的检察监督宜在此类情形的确认和争议调处上发挥作用。这样，原本只具有不可争力或曰形式性确定力的行政行为便有可能被赋予实质性确定力，也就是说，一旦法院不作实体审理，亦即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等当事人不得再就该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争议。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肩负着监督、审查和追诉等广泛的职能。根据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理论，行政行为的这种不可争力只是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等当事人通过提起争讼请求的拒绝，是对因为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制度和法秩序的尊重，它并不妨碍行政主体在充分进行综合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依职权撤销或者改变具有瑕疵（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
简言之，不可争力这种时效制度的要义在于督促相关权利人及时行使争议权利，一旦过了争讼时效，根据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便得以确定，各方面对之形成了新的信赖，一般不宜再启动对过期之诉的行政检察监督。然而，过期之诉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尤其是与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亟待建立起扎实的理论支撑和相应的制度基础，以确保各种法益得到充分实现。众所周知，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一旦成立，除了其成立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因而被认为绝对无效的情形以外，原则上推定其有效乃至合法，且在有权机关（行政主体或者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废止或者变更之前，相对人、行政主体以及人民法院都必须将其作为合法、有效的行为加以尊重和服从，而不能否认其效力。这个构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实质性根据。
当事人因为自己在程序上的怠慢，或可能导致其实体权益无法得到救济。在法规范和法制度上，一定的事实状态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便会依法发生一定法律效果，这种制度即是时效的制度。
行政法在承认行政行为具有这种公定力的基础上，也给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提供了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寻求救济自己合法权益的路径。这是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在要求。
如果允许随意地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将会严重损害行政行为信赖者的预期的稳定性，从而影响法律秩序乃至社会的安定。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